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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蟠虎踞,东南形胜——东南(上)(1 / 2)


一南北对峙与东南根本

南北对峙之际,南方政治重心必集于东南。网。这一局面的形成实有其地理上的基础。

历史上的南北对峙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除孙吴与曹魏(西晋)之间短暂的对峙外,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其它南北对峙如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南宋与金、南宋与蒙古(元)对峙时,北方政权都是少数民族所建。政治军事上的对峙是以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为基础的。

中国的疆域南北跨度很大,南北方气候、环境及人的习性差异较大,遂使南北双方军事特长上也有很大差异。

北方少数民族以游牧、射猎为业,男子皆精于骑射,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可谓兵民合一;在战略战术上,以远程奔袭、骑兵野战见长;注重发挥个人的积极性,人自为战;生长北方,性习温凉,不耐暑热,故其对南方的作战主要是在秋冬时节。秋冬时节,秋高马肥,大地坚净,利于骑兵驱驰。

南方汉人以农耕为业,其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对水利的利用是其社会的主要特点。其治军、用兵亦与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上的特点相适应。治军以组织、秩序和纪律见长。历史上的南方比较著名的军队如北府兵、岳家军、戚家军、湘军都是以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见长。在战略战术上,注重谋略,讲究部伍阵法,善于利用城市作为据点防守,利用平原地区的江河水道来进行运输。建立水师。南方对北方的主动用兵主要是在春夏时节。春夏时节,正值中国东部季风区的雨季,江河水涨,便于利用江河水道进行人力物力的运输、投送。

南北双方可谓各有所长,各有千秋。鉴于中原地区的气候和地形上的特点,南北双方在天时和地利上都可谓利弊半参。利于南方者不利于北方,利于北方者不利于南方。双方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利用对方的短处。

在南北对抗比较稳定的时期,双方往往达成一种均势。双方之间的对抗在长江和黄河之间的某条中间线上稳定下来。任何一方只要越过这条中间线便会面临大的困难,也会遭遇大的抵抗。这条中间线,在东部地区通常是淮河——尽管南方势力偶尔能远达黄河,北方势力有时也能饮马长江,但双方大致在淮河一线稳定下来;在西部地区,则通常是以秦岭为界。

黄淮平原是南北交兵的主战场。这一带季节变化比较明显,既有旷阔的原野,又有纵横的江河水道。秋冬时节,大地坚净,旷阔的原野宜于北方铁骑驱驰,利于北方发挥其骑兵野战的特长;春夏时节,江河水涨,利于南方发挥其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因此,无论从时机还是从地利上,双方都是利弊半参,因而易于陷入一种拉锯式的角逐之中。

集南方之所长者无如东南。东南地处亚热带,雨水较多,河道纵横。长江、淮河呈东西向流过,横亘在南北之间,再加上它们的支流,遂形成一个密集的江河水网,足以缓冲北方铁骑的冲击力。从阻挡北方铁骑的冲力上来说,长江确是难以逾越的天堑。南方可以利用这些江河水道,构筑军事据点,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发挥自己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在整个南方地区,没有哪个地区能象东南这样有这么多的江河水道可以利用。另外,南方雨季湿热,北方人、畜皆不适应。这样,北方势力若越过淮河继续向南深入,便会面临气候和环境上的巨大困难,而发现自己陷入了弃其所长、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

东南地区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长江下游太湖地区就是一个富裕的经济区,人烟稠密。西汉时,吴王刘濞便以“铸山煮海,国用富饶”,凭雄厚的经济实力招致天下亡命之徒;司马迁描述当时经济形势,称“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江南的开发本来相对晚于北方,但北方的历次动荡都会导致大量的流民南迁,流民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往南方,促进了江南的开发和江南经济的发展。

东汉后期的动荡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流民南迁高峰,“永嘉之乱”后,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迁。北方流民陆续南迁,促进了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到南朝刘宋时,在《禹贡》中被称为“厥田下下”的扬州已呈现出相当繁华的景象。南朝沈约曾叙述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感叹:“江南之为国盛矣!”他称赞会稽一带“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土地,亩值一金,(关中的)雩、杜之间,不能比也。”称赞扬州“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注:《宋书》卷五十四列传第十四“史臣曰”]刘宋大明年间,扬州人口密度是其它大州的数倍,仅会稽一郡的人口即能与当时的荆、江等大州相埒。隋唐时期,东南财赋为关中所倚重,扬州之富庶,常甲天下,当时号为“扬一益二”。隋开大运河、唐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经济上亦仰仗东南,重新开凿的大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东南江河水道众多,交通运输方便,匮乏之物,也易于得到补充,再加上海运,其交通贸易的范围就更广泛了。这些条件为东南的政治、军事地位提供了经济基础。

古代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这也是立足东南的政权可以凭恃的条件。《汉书》地理志载东南风俗云“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注:《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春秋时的吴越能与齐晋等中原大国争霸、项羽率八千江东子弟而令秦人丧胆,都得益于东南地区劲勇好武的民风。《隋书》地理志述东南民风,谓淮南一带“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京口一带“其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浙东及江西一带亦颇与之同。[注:《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下]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流徙往来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潜在的武装力量。东晋时谢玄、刘裕曾率以屡破北方强敌的北府兵即是这种力量的显示。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而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这跟东南政权的社会基础也有很大关系。

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中原政权乔迁东南之后,中原先进的社会政治文化遂构成其统治的重要基础。在北方少数民族占领北方地区之后,东南政权大多能整合南方社会,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过,这里面还存在一个乔迁势力与当地势力结合的问题。孙吴立国江东,乃是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合流的产物;晋室南迁,也是中原王、谢、庾、桓等大族与当地顾、贺等望族相结合,才在江东立稳足跟。

自晋室南迁,中原士族和百姓纷纷避难江东,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入江东,东晋南朝保据江南,抗衡北方数百年,乔迁士族是一个重要的稳定性因素。随着女真和蒙古先后入主中原,赵宋王朝再度南迁,东南再次成为中原社会政治文化的荟萃之地。流风所披,影响深远。明清及近代,东南人物之盛,令人瞩目。

乔迁政权带有上述的那些优势,但乔迁政权本身又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历史上,立足东南的政权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立足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而很少能统一天下(仅明朝朱元璋为一例外),便跟乔迁政权的这种特性有关。

二江淮防御体系

整个东南的防御格局是一个以长江和淮河为依托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多以建康(今南京)为政治重心。建康作为江南都会实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建康据险临江,交通便利,西通巴蜀、荆襄,东接三吴,北面两淮。巴蜀、荆襄足以屏护上游;三吴富裕,足以提供人力、物力支持;两淮地区为攻守进退之所,以攻以守,皆当以建康为根本。

建康本身“前据大江,南临重岭,凭高据深,形势独胜。”古代南京城周围山丘很多,如钟山、覆舟山、幕府山。孙吴最初建都于此,诸葛亮称“金陵,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宅也。”[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江南二]晋室南迁,亦建都于此,其后,宋、齐、梁、陈频繁嬗代,但都不改旧辙;梁代经历“侯景之乱”后,改都江陵,但很快亡于西魏。五代十国中的南唐也建都于此;明统一全国后,也定都于此,后虽迁都北京,但金陵一直是作为陪都。在近代,南京还作过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的都城。

南方赖以对抗北方,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南方一些军事重镇的形成,都是以此为基础的。(见图2-3-l)

长江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再加上其支流,将一片辽阔的地域联系起来。长江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东连吴越,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使整个南方地区的形势得以完整。另外,长江本身即发挥着阻挡北方铁骑冲击的天堑作用。魏文帝曹丕南征孙吴,兵至广陵,面对长江,不得不感叹:“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注:《资治通鉴》卷七十魏纪二]次年,魏主再次大举伐吴,见江水波涛汹涌,又感叹道:“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注:《资治通鉴》卷七十魏纪二]两次亲征,都只得引兵退还。苻坚伐晋,以为自己拥兵百万,“投鞭于江.足以断流”,但终不能越长江而灭晋。

淮河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顾祖禹总结道:“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长淮为大江之蔽。”又曰:“江南以江淮为险,而守江者莫如守淮。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九江南一]如果说长江的防御是纯被动的,那么,淮河则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意义。南方对抗北方,以守而言,则守淮河可藉淮南的广大地区作为纵深;以攻而言,则出淮北可以进取中原。淮河支流多源于淮北,特别是泗水,稍经开凿,即能连通黄河,从而使南方的力量能远投到黄河流域;而单守长江,则一处被突破,便已入其心腹。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多有论及,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如南宋吕祉言“江淮之险,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国于南,则守江以为家户,备淮以为藩篱。”[注: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里论]

长江之守重在上下相维,淮河之守重在内外呼应。

南宋吕祉给宋廷上《东南防守利便》,特著“建康根本论”、“江流上下论”、“江淮表里论”三论,建议:立都建康以为兴王之基;屯兵江陵、襄阳、武昌、九江以固上下游之势;守江以治内,备淮以治外,表淮而里江,如此则中原可复。

山东和荆襄犹如东南的两翼,屏护着整个江淮防御体系。山东足以屏护淮泗上游,荆襄足以屏护江汉上游。前人曾言“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窥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注:《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方舆纪要序]北据山东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荆襄以固长江上游,是为保据东南者的最好态势。网。

(一)长江防线

南方在长江沿线置列有一系列军事重镇,扼守长江的几处要点。古代长江下游易渡之处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瓜洲渡,分处建康的上下游。江北之敌欲渡江攻建康者多出此两处。建康方面也加强对这两处渡口的防守,在这两处渡口的南岸,置兵戍守,立为重镇,这就是京口(今镇江)和采石。与此二地隔江相对的,东面是广陵(今扬州),西面是历阳(今和县),北方铁骑南下,往往东抵广陵,西抵历阳,故亦立重镇以守之。

京口即今江苏镇江市。最早孙权曾立都于此,号为京城,迁都建邺后,立为京口镇。自此以后,立国于东南者,均以京口为重镇。东晋时,郗鉴经营京口以挫苏峻之乱,遂建为雄镇,号称北府,与西府历阳、南州姑孰一起拱卫京师建康。桓温专擅朝政,视京口为眼中钉,曾谓“京口酒可饮,兵可用。”[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晋纪二十四]其帐下谋士郗超会其意,暗示其父郗愔将京口让给了桓温。谢玄在淝水挫败前秦苻坚大军,依靠的主要是京口的北府兵。桓玄自荆州东下,朝廷本欲倚北府兵以拒桓全,但北府将刘牢之举兵降附桓玄,桓玄遂入建康。桓玄代晋,刘裕、刘毅等据京口起兵反玄,因以灭玄。刘裕代晋后,有鉴于京口的战略地位,曾遗诏“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注:《宋书》卷七十八刘延孙列传]终刘宋一朝,无论是在对北敌的战争中,还是在内部政治斗争中,京口的地位都是举足轻重。梁末,陈霸先镇京口,王僧辨守建康,陈霸先袭杀王僧辨,亦据京口而发,并最终建陈代梁。隋灭陈之战中,贺若弼自瓜洲率先渡过长江,攻占京口,与自采石渡江的韩擒虎合围建康。唐初李子通攻沈法兴,亦自广陵渡江取京口。南宋偏安东南,主战派大臣力主经营建康、京口以图中原,如陈亮曾上书孝宗皇帝说:“京口,连冈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力大略如虎之出穴。”[注:《陈亮集》中华书局增订本,卷一]

采石即今之采石矶,隔江与横江渡相对,其地突向江心,有比较好的渡江码头,是古代长江易渡之处。秦始皇巡视东南,即由此处渡江。孙策略取江东,也由此处渡江;后遂建为重镇。西晋灭吴之战中,吴丞相张悌率军至采石,渡江迎战晋军,兵败,晋上游诸军遂长驱直入,直抵建业。晋永嘉元年(307年),陈敏据建业起兵,晋扬州刺史刘机由历阳渡江讨之。东晋咸和三午(327年),苏峻据历阳起兵,率军自横江渡江取采石,东逼建康。咸康元年(335年),后赵石虎率军南下,游骑至历阳,东晋急增戍采石、芜湖、慈湖以备之。梁太清二年(548年),侯景起兵叛梁,自寿阳趋历阳,历阳太守庄铁以城降,并建议侯景说:“宜乘此际速趣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为备,内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据采石,大王虽有精甲百万,不能济矣。”[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梁纪十七]侯景遂自横江渡采石,袭据姑孰,东下建康;先是,临川太守陈昕启凑梁主:“采石急须重镇,王质水军轻弱,恐不能济。”[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梁纪十七]隋灭陈,韩擒虎兵出庐州,由横江济采石,陷姑孰,从右翼包围建康;此前,陈将樊毅提醒陈主说:“水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须锐兵五千、金翅二百,缘江上下,以为防备。”[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陈纪十]北宋开宝八年(975年),曹彬率军伐南唐,在采石大败南唐守军,占领采石,然后在采石架设浮桥,接应江北的宋军,宋军遂长驱直入,如履平地。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南侵,也试图从采石渡江,被虞允文击败。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袭取和州,准备进击江南,大军渡横江,夺占采石,遂据集庆(今南京),开创大明基业。

京口与采石虽同扼长江渡口,但在唐以前,采石的重要性有过于京口。采石附近,江面较窄,京口一带,江面较宽,且京口以北,河湖密布,北骑驱驰不易;采石以北,隔淮西而直面中原,敌骑驱驰,容易抵达。北骑南来,趋采石较趋京口为易。故前人有言:“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渡者十之九,从京口渡者十之一。”[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九江南一]另外,采石除去扼长江渡口外,还与姑孰、东梁山一道起着阻遏上游来敌。屏护建康的作用。唐以后,形势稍有变化,一方面由于泥沙冲积,瓜洲一带江面稍稍变窄,另一方面,随着大运河的开凿和政治重心的东移,这里是运河与长江、北方政治重心与南方经济重心联系的衔接地带,因而地位有所上升。

姑孰即今之当涂,地处建康上游,控御采石和东梁山二处险要,翼蔽建康。东晋南朝侨立豫州(或南豫州)于此,号为南州,与北府京口、西府历阳一道拱卫建康。顾祖禹称姑孰“控据江山,密迩畿邑,自上游来者,则梁山当其要害;自横江渡者,则采石扼其咽喉。金陵有事,姑孰为必争之地。”[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七江南九]东晋初,王敦专擅朝政,自上游移镇姑孰;桓氏以荆州上游东逼建康,恒温、桓冲先后移豫州镇姑孰。刘宋元嘉末年,武陵王刘骏讨刘劭,兵至南州(即姑孰)而降者相属。因为,据姑孰即已夺梁山之险,撤掉了建康上游最后的屏障。梁山即东梁山,在姑孰西南三十里,挡建康上游陆路要冲。刘宋孝建元年(554年),刘义宣,臧质在上游起兵,东下建康,朝廷遣柳元景、王玄谟等将拒之,叛军兵至芜湖,臧质建议义宣说:“今若以万人取南州,则梁山中绝;万人缀梁山,则玄谟必不敢动;下官中流鼓棹,直趋石头,此上策也。”[注:《宋书》卷七十四臧质传]义宣未用,而尽锐攻梁山,为王玄谟等所败。齐永元元年(499年),陈显达据江州起兵,齐东昏侯遣将军胡松扼梁山以拒之。梁末,北齐萧轨与梁降将徐嗣徽等合兵攻梁山,陈霸先立栅扼梁山以拒之。梁山与采石共扼建康上游水陆两路,为建康上游最后的屏障。

与京口、采石二地隔江相对的是广陵和历阳,二地可谓两淮根本。北骑南下,自淮东来者,最终必趋广陵;自淮西来者,最终必趋历阳。南方有事北方,二地则是南方人力、物力的集结地,广陵足以策应山阳、盱眙,历阳足以策应钟离、寿春。

广陵即今之扬州,为淮东根本,翼蔽长江。北不得广陵,则无以渡瓜洲;南不得广陵,则无以争淮北。大运河开通以后,广陵扼长江与运河的交汇口,地位更加重要。西汉时,广陵为吴之国都,吴王刘濞据此,煮海为盐,铸山为铜,国用富饶,遂招天下亡命之徒以反汉。三国时,广陵为曹魏所有,曹魏黄初五年(224年),魏主曹丕亲率水军自寿春至广陵,欲攻江东;孙权屡争广陵而不得,故其在淮南方向的北伐屡出而无成,最终只得以长江为守。东晋时,广陵为侨立兖州的治所,刘宋因循之。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征发民丁,沿江数郡之兵俱集于广陵。孝建年间,竟陵王刘诞受孝武帝猜疑,出镇广陵,刘诞遂营广陵城垣以自固,孝武帝发大兵攻之,始克。梁末“侯景之乱”中,东魏趁利南侵,江北之地尽入东魏,广陵亦为北方所有。隋统一北方,谋并江南,先以扬州总管贺若弼镇广陵;平陈之战中,贺若弼率先渡过长江,攻占京口,从左翼包围建康。隋统一全国,为加强南北联系,开凿大运河,大运河在广陵附近汇入长江。隋炀帝废州置郡,以广陵为江都郡,经常临幸。隋末天下大乱,江都为李子通所据,李子通据江都称帝,国号吴。唐末藩镇割据,庐州刺史杨行密入据广陵,自称淮南留后,尽略淮南之地,建国吴,跨有江淮二十七州。吴后为南唐所代,南唐建都金陵,而以江都为东都。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后周与南唐激战于淮南,后周军乘虚袭占扬州,次年,南唐主请和,尽献江北之地,南唐国势遂弱。南宋建都临安,江淮防线当临安之北,金兵南下,必向两淮。扬州为淮东根本,赵范所谓“扬州者,国之北门,一以统淮,一以蔽江,一以守运河,皆不可无备。”[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三江南五]元军突破荆襄防线,东下临安,两淮犹为南宋所守,李庭芝据守扬州。文天祥犹寄希望于两淮,建议宋廷分境内为四镇,将淮西并入淮东,建阃于扬州,截击元军之后,以图恢复国势,未果。明初定都金陵,扬州之与金陵,形势又几同于东晋南朝,后虽迁都于北京,但南北二京之间的联系、江南财赋的转输,都须藉大运河,而扬州扼运河之咽喉,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历阳即今之和县。自淮西方向南下趋建康,必经历阳。寿春、凤阳以南,巢湖当其要冲;巢湖以西,地形复杂,不利大军穿行;巢湖以东,山丘和河道较少,利于大军通行,北方势力南下,多出此途。历阳当此冲要。顾祖禹言:“自昔国于东南,未尝不以历阳为襟要;有事江南者,由寿阳、历阳来者十之七。”[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九江南十一]南宋吕祉亦言:“历阳,建康、姑孰之门户。未有历阳多故而江东得以安枕者。”[注: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里论]孙策据江东,由历阳渡江。西晋灭吴,使王浑出历阳,渡横江。东晋时,苏峻亦由历阳渡横江,袭姑孰而下建康。后赵石虎掠淮南,游骑径抵历阳,江南戒严。梁末侯景叛乱,起自寿阳,并有历阳,再出横江而渡采石,遂入建康。隋灭陈之战中,庐州总管韩擒虎由庐州趋历阳,出横江而渡采石。宋金对峙,金兵南下,也往往径抵历阳。明初朱元璋取江南,也由历阳渡江,克采石、下太平(姑孰)。

(二)淮河防线

南方在淮河一线也置列有一系列重镇,以扼淮河支流与淮河的交汇口。在淮西,主要是寿春(今寿县)和钟离(今凤阳),在淮东,主要是山阳(今淮安)和盱眙。

淮河上游支流主要有颖河和涡河。颖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颖口,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涡口。寿春正对颖口,挡颖河、淮河方向的来敌;钟离正对涡口,挡涡河之冲。南北对峙之际,钟离与寿春俱为淮西重镇。

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有泗水,亦曰清河。古代泗水自山东南流,在淮安附近汇入淮河,入淮之口曰泗口,或曰清口、淮口。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交通要道,山阳和盱眙即在其附近,控制着泗水方向的来路。在这一方向,若取更积极的态势,还可经营彭城(今徐州)以图北方。

寿春即今之寿县。淮河主要支流颖河在其附近汇入淮河。颖河为中原与江淮之间的一条重要交通线,颖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颖口。寿春正对颖口。自颖河或淮河上游而来之敌,必经寿春。顾祖禹称寿春“控扼淮颖,襟带江沱,为西北之要枢,东南之屏蔽。”[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一江南三]另外,寿春一带,为黄淮平原的一部分,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宜于屯耕。故其地利足以为战守之资。

战国末,楚失鄢郢之地后,东徙淮南,一度以寿春为都。西汉时,寿春为淮南王国都。淮南国地大力强,值汉廷削藩之余,怯不自安,遂谋起兵。伍被建议:“略衡山以击庐江,有寻阳之船,守下雉之城,结九江之浦,绝豫章之口,强弩临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东保会稽,南通劲越,崛强江淮间,可以延岁月之寿。”[注:《汉书》卷四十五伍被传]东汉末,袁术据寿春,帝制自为。曹魏正始四年(243年),邓艾行巡淮河南北,行视陈、项以东,至寿春,上表建策,建议:“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屯三万人,什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岁丰常收,三倍于许。如此,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注:《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主政的司马懿采行其策,在淮河南北大兴屯田,广开河渠,以增灌溉、通漕运,自是以后,每东南有事,大军泛船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为以后西晋灭吴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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